大西洋!面积2500万平方公里的浩瀚海洋，长9000海里，平均宽度为2700海里。这么重要的海洋，在古代，除了伽太基人和那些沿着欧洲和非洲西海岸航行往来做生意的古代荷兰人之外，古人居然几乎不知道它!这汪洋大海，它曲折的海岸拥抱着一片幅员辽阔、被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浇灌着的土地，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普拉塔河、奥雷诺河、尼日尔河、塞内加河、易北河、卢瓦河、莱茵河，向它汇集了最文明的国度和最野蛮的国家的水源!这壮阔的海面上，不断地穿梭着各国的船只，它荫避在世界各国的国旗下，两端是令航海家们犹豫不前的两个可怕的角：合恩角和暴风角!
　　
　　“鹦鹉螺号”船只用船艏冲角劈波斩浪地前进。3个半月来它大概总共走了10000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还有多。那么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鹦鹉螺号”走出直布罗陀海峡后，一进入海洋里，它就浮出了水面。这样我们又恢复了每天在平台上散步的习惯。
　　
　　那天，在康塞尔和尼德·兰的陪同下，我走上了平台。在12海里处，我们隐隐约约地望到了西班牙半岛西南端的圣一文森角。这时，一阵强劲的南风吹过。海水上涌，波涛澎湃。“鹦鹉螺号”船也随着颠簸起来。看来随时都可能有巨浪袭来，平台上再也不能呆了。于是，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我们就下来了。
　　
　　我回到了房间。康塞尔也回到他的舱房里。但加拿大人却满脸焦虑地跟着我走进房间。大概“鹦鹉螺号”船只快速地穿过地中海，使他无法实施他的逃跑计划，所以他无法掩饰他的失望。
　　
　　当我的房门关上时，他坐了下来，默默地看着我。
　　
　　“尼德朋友，”我对他说，“我理解您，但您没什么要自责的。在‘鹦鹉螺号’那种行驶情况下，想逃跑是蠢不可及的。”
　　
　　尼德·兰没有回答。他紧绷着嘴唇，蹙着眉头。这说明在他心里，有一种顽强的念头在强烈地纠缠着他。
　　
　　“瞧，”我又说，“并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向上开。不远就是法国和英国。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逃脱的机会的。瞧!如果‘鹦鹉螺号’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向南航行，把我们带到没有陆地的地方，那我现在就会和您一样担忧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尼摩船长并不避开那些开化的海域，而且几天后，我相信您完全可以多几分安全地行动。”
　　
　　尼德·兰更是直愣愣地盯着我。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就在今晚。”他说。
　　
　　我倏地站起来。我得承认，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本想回答他，但说不出话来。
　　
　　“我们已经说过了要等机会，”尼德·兰说，“机会，我等到了。今晚，我们将到离西班牙仅几海里的地方。夜色昏暗，又吹着海风。阿龙纳斯先生，您有言在先，我相信您。”
　　
　　看到我一直沉默不语，加拿大人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说：“今晚九点。我已经通知康塞尔了。那时，尼摩船长在他自己的房里，他可能上床睡觉了。机械师和船组人员都不会看到我们；我和康塞尔走上中央扶梯。您呢，阿龙纳斯先生，您留在离我们两步之遥的图书室里，等待我的信号。桨、桅和帆都在小艇里了。我甚至放了一些食物了。而且我已经弄到了一把扳手，用来拔掉将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船身上的螺丝。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今晚见。”
　　
　　“海上情况很恶劣。”我说。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但应该冒险。自由必须付出代价。再说，小艇很结实，在风浪里走几海里并不算什么。谁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到百里之外的海里去呢?但愿情况对我们有利，在10至11点之间，我们要不就在陆地上某一处登陆，要不就是死亡。那么，让上帝保佑我们吧，今晚见。”
　　
　　话毕，加拿大人退了出去，我几乎发呆了。我曾经想过，在必要时候，我会有时间考虑和争论的。但现在我那固执的伙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好说呢?尼德·兰百分之百地有理由。这可以说是个机会，他要利用它。难道我能反悔，和背上为了纯粹个人的利益而损害我的同伴的前途的罪名吗?况且明天，尼摩船长难道不会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吗?
　　
　　这时，一阵相当尖利的笛声响起，我意识到船上的储水器又装满了水，“鹦鹉螺号”船只返回大西洋底了。
　　
　　我呆在房间里。我想避开船长，不让他看到我内心的波动。我这样度过了多么忧愁的一天啊，在恢复自由的渴望和离开“鹦鹉螺号”而使我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的遗憾之间徘徊!这样离开这个海洋——“我的大西洋”——我喜欢这么称呼它，没有观察它的低层情况，没有揭示我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底揭开的那些秘密!到手的鸭子从的我手里飞掉，我的梦在最美妙的时候被打断了!多少难捱的时光就这样流逝了。有时，我希望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安全地回到陆地上，有时又不顾自己的理智，希望出现某个意想不到的情况阻止尼德·兰实施他的计划!
　　
　　于是我两次回到客厅里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船只的航向是靠近，还是远离海岸。但两者都不是!“鹦鹉螺号”总是保持在葡萄牙领海里，沿着海岸向北走。
　　
　　那么，必须下定决心准备逃走。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我的笔记本，一无所有。
　　
　　至于尼摩船长，我心里估量着，他对我们的逃跑会怎么想呢?这可能引起他怎样地不安，给他带来怎样的危害呢?而且，在逃跑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两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呢?无疑，我是丝毫不埋怨他的；相反，我要感激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热忱待客。但离开他，并不能说我们是忘恩负义，因为并没有什么契约把我们和他束缚在一起，而仅仅是他信奉的客观力量，却不是我我们的誓言使我们永远呆在他身边。并且他那种公开承认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他的船上的奢望，反之证明了我们的种种逃走企图是合理的。
　　
　　自从我们参观了桑多林岛后，我一直没再见过船长。在我们逃走之前，该让我见上他一面吧?可是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于是我聆听着，看是否能听到他在我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音。可是没任何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房间应该是无人的。
　　
　　于是，我终于想到，这位奇怪的人物是否在船上呢?自从小艇为了一项神秘的任务离开“鹦鹉螺号”船只的那天晚上起，我对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的看法稍有所改变。我想，不管尼摩船长嘴上说过什么，他应该是和陆地上还保持着某种联系的。他难道从来不离开“鹦鹉螺号”吗?整整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点也见不到他。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些什么呢?我原以为他是那样愤世嫉俗，而他现在难道不是到远方去干某项性质至今不为我所知的秘密行动吗？
　　
　　这些想法，和其他的各种想法千头万绪地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奇特的环境下，这样的猜测总是没完没了的。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苦恼。这一天的等待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我焦急万分，时间过得太慢了。
　　
　　像往常一样，我在我的房间里用晚饭。因为过度忧虑，我吃不下饭。七点钟，我离开了饭桌。离我和尼德·兰汇合还有120分钟——我数着数着，就越发激动，脉搏猛烈地跳动。我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希望通过运动来减轻我心里的烦燥。对于我们这次采取鲁莽的行动可能带来的死亡的后果，我心里毫不在乎；但一想到行动之前被发觉，被带到暴怒的、或因我的背信弃义而难过的尼摩船长的面前，我的心就七上八下的。
　　
　　我想最后一次看看客厅。于是我走过长廊，来到了我曾经度过了多少欢乐和有用的时光的陈列室里。我看着所有的财宝，所有的珍藏，就像一个被判终生流放、永不得返回的人在被流放前的一夜一样。这些自然的奇珍，艺术的杰作，我的生命中有多少个日子是在它们之间度过的，而我将永远离开它们。我本想透过客厅的玻璃窗再搜索一下大西洋的海水。但嵌板紧闭着——一块铁板就把我和我还未相识的这个海洋分隔开。
　　
　　我这样浏览了一遍客厅，然后走向那扇精心设置在墙隅的、通向尼摩船长房间的门边。门是半敞开着，我大吃了一惊，不情愿地往后退。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的话，他一定能看到我。然而，一点声响也没有，我又往前一靠，房间空无一人。我推开门，向里面走了几步。房间里总是那样的苦行僧式的简朴。
　　
　　这时，几幅挂在墙壁上的铜版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这个房间时是没见过这些画。这是一些肖像画，一些终生忠实地献身于人类的历史伟人的肖像画，有哥斯修斯哥这位在“波兰完了”的喊声中倒下去的英雄，波特扎理这位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爱尔兰的扞卫者奥康尼德尔，美联邦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者马宁，倒在黑奴制拥护者的枪口下的林肯，最后是黑人解放运动的殉道者约翰·布朗，他被吊在绞刑架上，就像维克多·雨果笔下描写的悲惨场面一样。
　　
　　那么这些英雄的心灵和尼摩船长的心灵有什么相通之处呢?我最终能否从这些肖像中发现他生平的秘密呢?难道他是被压迫民族的扞卫者，奴隶民族的解放者?难道他参加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政治动乱或社会动乱?难道他曾经是可怕的而可悲可泣的北美内战的英雄之一?
　　
　　突然，时钟敲响了8点。钟锤敲在铃上的第一声声响打断}我的遐想。我颤抖了一下，房间里仿佛有一只看不到的眼睛在窥视我的心灵最深处，我急忙离开房间。
　　
　　回到客厅里，我往罗盘上一看：我们的航向始终是向北，测速器标出我们的航速是中速，压力表指示在60英尺左右。这时候真是加拿大人实行计划的好时机。
　　
　　于是我回到房间，穿上了暖暖的海靴、水獭帽和海豹里皮真丝外套。一切准备就绪。我等待着，伸长耳朵聆听着。我想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告诉我尼德·兰刚刚在实施逃跑计划时被发觉呢?可是只有机轮的晃动打破了船上的沉寂。我担心不已，我想尽量保持平静，但徒然。
　　
　　9点差几分了，我把耳朵贴到尼摩船长的门边。里面一丝声音也没有。于是我离开房间，回到半黑半亮着但里面空无一人的客厅里。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里面一样光线不足，冷冷清清地。我站在对着中央扶梯的门边，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这时，机轮的转动明显减弱，然后完全停下来。“鹦鹉螺号”船只的航速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次停船对尼德·兰的计划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我说不准。
　　
　　在沉寂中我只听到了我的心在怦怦地跳。
　　
　　突然，我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撞击声。我意识到“鹦鹉螺号”刚刚在海底停了下来。尼德·兰还没向我发信号。我忧心忡忡，很想去找他，让他再重新计划一下。因为我感觉到我们是在不寻常的条件下航行的。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尼摩船长出现了。他一看到我，就不加寒暄地亲切地说：“啊!教授先生，我还在找您呢，您知道您们西班牙的历史吗?”
　　
　　此时此刻，我精神恍惚，头脑一片空白，在这种处境下，即使是深知自己国家的历史的人，也会说不出一句话来的。
　　
　　“怎么，”尼摩船长又说，“您听到我的问题吗?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不太了解。”我回答说。
　　
　　“许多学者都一样不知道，”尼摩船长说，“那请坐吧。”
　　
　　他又补充说：“我来给您讲讲它历史上的一段奇闻轶事吧。”
　　
　　船长躺在一张安乐椅上，我机械地坐到了他身边的阴影中。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请好好听我说来。这段历史的某一方面会使您感兴趣的，因为它能回答一个您可能一直无法解释的问题。”
　　
　　“我听着呢，船长，”我说。我不知道我的谈话者究竟想说什么，我测度着这件事是否和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得从1702年说起。您不会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您们的路易十四，以为他一个专制君主的一个手势，就能让比利牛斯山缩到地里，于是他就让他的孙子安儒公爵到西班牙去做国王。这个号称菲利普五世的王孙，把西班牙统治得一团糟，而且在外面又与强敌发生了冲突。
　　
　　“事实上，在一年前，为了把西班牙国王的王冠从菲利普五世的头上摘下来，戴到一位将称为查理三世的奥地利亲王头上，荷兰、奥地利和英国三国皇室在海牙签订了结盟条约。
　　
　　“当然，西班牙抵制这个同盟。但西班牙缺乏兵源和海军。然而只要它那些满载从美洲运来的金银的大帆船一开进港口，它就不缺钱。1702年底，西班牙正等待着一支载有大量金银的船队的到来，当时因为有盟军的海军军舰在大西洋海域游弋，所以法国派遣了一支有23艘战舰、由夏多一雷诺海军司令指挥的舰队为西班牙的船队护航。
　　
　　“这支船队本应是开往加迪斯港的，但当司令官获悉英国军舰在那一海区巡逻的情报后，便决定在法国的一个港口靠岸。
　　
　　“运输船的西班牙船长们当然都反对这个决定。他们想把船队开往西班牙的港口靠岸，即使加迪斯港不能停靠，也可以停靠在位于西班牙西北海岸的维多港，因为那里还没有被封锁。
　　
　　“夏多一雷诺海军司令官势单力薄，最终只好听从于这个主张，把船队开进了维多港。
　　
　　“麻烦的是，当时这个港口是个没有设置任何防御的开阔锚地。那么就必须在盟军舰队到达之前，赶快把货卸下。如果当时不是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纠纷，卸货时间还是有的。
　　
　　“您能把握这一连串的事件吗?”尼摩船长问我。
　　
　　“完全可以。”我说，我还不知道他给我上这节历史课的目的在于什么。
　　
　　“那我继续。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加迪斯港的商人有一种特权，根据这一特权，来自于西印度的所有商品都要由他们接收。然而，在维多港卸下这些金条银条，这和他们的利益是相悖的。于是他们跑到马德里去申拆，并从软弱无能的菲利普五世那里得到了圣旨，要求船队不能卸货，封停在维多港里，以等到敌军的舰队解除对加迪斯港的封锁后，再运回来。
　　
　　“而正当他们采取这个决定时，1702年10月22日，英国的舰队到达维多港了。夏多一雷诺海军司令官不顾敌众我寡，英勇战斗。但当他看到一船船财富将落到敌人的手里时，他便将这些装满巨宝的帆船烧毁、凿沉。”
　　
　　说到这里，尼摩船长刹住了话。我得说，我还没听出这段历史有什么地方使我感兴趣。
　　
　　“然后又怎么啦?”我问他。
　　
　　“又怎么?阿龙纳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说，“我们现在正是在维多港，您可以了解到这里的秘密了。”
　　
　　船长站起来，示意我跟着他走。我定了定神，服从了他。客厅里很暗，但透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闪亮的水波。我一眼望去。
　　
　　在“鹦鹉螺号”船只的四周，半海里范围内，水波仿佛浸在灯光中。海底的沉沙干净剔亮。船上的一些船员穿着潜水服，正忙着在黑乎乎的船骸中间，清理一些半腐烂的木桶和已破损的木箱。这些木桶和木箱中，散落出一些金条银条，以及数不胜数的银币和珠宝。沙上铺满了财宝。船上的人背着这些珍贵的战利品回到了船上，卸下包袱，又回去捞取这些取之不尽的金银。
　　
　　此时我明白了。这里是1702年10月22日海战的战场。西班牙政府的运输船队也正是在这里沉没。在这里，尼摩船长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敛集了千百万金银，装进了他的“鹦鹉螺号”船上。美洲将这些珍贵金属运出来是为了给他，仅仅是为了他。他是印加斯和费尔南多·哥尔戴的战败者的财宝的无可争议的直接继承人!
　　
　　“您知道，教授先生，”他微笑着问我，“大海蕴藏着多少财富吗?”
　　
　　“我知道，”我回答，“有人估计海水中处于悬浮状态的银有200万吨。”
　　
　　“可能是，但要提炼这些银，开销比利润还大。而在这里，恰恰相反，我只要去收集人们丢弃的东西就行，而且不止是在维哥湾，在其他上千个在我的航海地图上标出的海难地点上，我都只要这样干就行了。现在您明白我是个千百亿富翁吗?”
　　
　　“我明白这一点，船长。请恕我冒昧说一句，您这样开发珍贵的维哥湾，只不过比您的对手公司先走一步罢了。”
　　
　　“哪个公司?”
　　
　　“得到西班牙政府允许寻找沉船特权的公司。公司股东们对这笔巨额利润垂涎欲滴，因为他们估计这些沉没的财宝价值5亿。”
　　
　　“5亿!”船长回答说，“过去这里有5亿，但现在不是这个数了。”
　　
　　“确实是这样，”我说，“因此，最好先给那些股东们一个通知。这或许是个仁慈之举，说不定他们会很欢迎呢。因为那些赌徒们最悔恨的，通常是他们疯狂希望的破灭，而不是金钱的损失。总之，对于他们，我毫不可怜。我可怜的是那些穷苦人，这么多的财富，如果能分给他们，本可以大加利用的，可现在对他们将永远毫无用处。”
　　
　　我想我或许不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会刺伤尼摩船长的。
　　
　　“毫无用处!”他激动地回答，“那么，先生，您以为我收集了这些财宝，就会把它们浪费掉吗?按您的意思，我费这么大劲收集这些财宝，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吗?谁告诉您我没把它们好好利用呢?您以为我不知道世上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和被压迫的种族，有要救济的穷人和要报仇的牺牲者吗?难道您不明白?……”
　　
　　尼摩船长说到最后一句话便打住了，他可能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我猜对了。不论是什么原因迫使尼摩船长到海底寻找自由，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的心还在为人类的苦难而跳动着，他会给受奴役的种族和个人送去他的仁慈的。
　　
　　于是，我明白了，当“鹦鹉螺号”船只游弋在发生起义的克利特岛海里时，尼摩船长送出去的那几百万财富是给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