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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2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52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转,位被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

  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酷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

  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

  12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一精一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

  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袁职自惭无寸补,谁应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

  在发完牢一骚一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赛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相洪武皇帝,经筵讲到叩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很难,“上下否足,中外腰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

  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轨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朝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一阳一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4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一精一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一温一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

  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一温一和谦让,却也始终投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诌媚见用。

  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一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土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官至待读,并升转兵部及利部侍郎,在职仅7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

  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一精一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陵。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浩敕,浩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

  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一温一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一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条马一交一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

  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一精一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

  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诞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一精一诚一团一结,众志成城。

  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多个县个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一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后,中外腰携”,如果继续下去,挺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一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20000人,其中京官约占1/100。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红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是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一阳一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人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鹤鸩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乌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务等等。

  监察官员亦你‘风宪它’,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倾基”。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

  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一皮括宦官在内,可以由是帝特增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对峙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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